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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，苏联以残忍的方式处决了2万余名外蒙古高官显贵，其中包括蒙古王后吉尼皮尔。蒙古彻底脱离了中国的控制，成为了苏联的傀儡。三十年代末，苏联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，处决了三名元帅、上百名将军和60余万人。
20世纪30年代，外蒙古的政治局势极为复杂，涉及深刻的国际关系及内部政治清洗。外蒙古在1930年代人口仅有60多万，其中包括约3万名官员及其家属，这些人构成了该地区的管理核心。然而，从1937年至1939年的短短两年间，外蒙古内务部秘密执行了近2万名官员及其家属的枪决。
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苏联对外蒙古的影响力扩张。苏联政府在控制了外蒙古政权后，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及高级领导人在表面上遵守苏联的指示，但私底下却忠于传统的蒙古族文化和民族主义，有些甚至暗中支持与中国的关系。
在苏联看来，外蒙古的政治环境需要彻底的改造，以清除所有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族主义者。因此，苏联在1937年发起了一场针对官员的大清洗运动，类似于其在本国进行的政治镇压。苏联政府派遣了约3万名野战军队进入外蒙古，以确保这场清洗运动的顺利进行。
这场清洗不仅仅是针对个别的反对声音，而是以几乎毫无根据的罪名，对所有被怀疑不忠的官员进行了无差别的镇压。清洗的手段残忍严厉，不仅涉及官员本人，连其家属和孕妇也未能幸免。由于这场政治清洗，外蒙古的官员层几乎被完全替换。存活下来的官员都是那些彻底支持苏联的人员。
外蒙古在清朝末年因为中央政府的衰弱而逐渐脱离了中国的控制，最终在1911年宣布独立，后来成为苏联的保护国。苏联的强力介入，尤其是在1930年代的政策，对外蒙古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。苏联推动的“集体改造”政策试图将外蒙古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
首先，这一政策针对的是宗教阶层，尤其是喇嘛和僧侣。苏联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摧毁寺庙，没收宗教财产，并强迫僧侣还俗。
其次，苏联的政策瞄准了外蒙古的贵族阶层。通过直接消灭贵族，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荣誉，苏联试图瓦解旧有的社会结构，从而铲除可能的反抗力量。
最后，富裕的牧民同样成为了打击的对象。他们被视为“资产阶级”的一部分，其财产被没收，生活方式被迫改变。
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，外蒙古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恐惧迅速积累。许多王公、贵族及僧侣选择了武装反抗，他们号召普通民众加入反抗行列，与苏联支持的当局进行死战。在暴乱最为激烈的时期，一些王公和贵族甚至试图联络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，希望得到支持以恢复与中国的联系。
然而，当时的中国内陆同样饱受内战和外患之苦，无法给予外蒙古足够的支持。外蒙古的暴乱在苏联军队的直接介入下，遭到了残酷的镇压。苏联动用了大量军队对抗暴乱，最终这场历时三年的暴乱以血腥的方式被镇压下去，许多领导人和主要参与者被杀害或残酷处决。
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一直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。乔巴山虽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为多数中国人所熟知，却在外蒙古独立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。
乔巴山于1895年出生于外蒙古的一个贫困牧民家庭，并在幼年时期被送入寺院成为喇嘛。1912年，随着外蒙古在活佛博克多格根的领导下宣布“独立”，乔巴山对独立的概念产生了坚定的信念。尽管这一独立状态未被广泛国际认可，且后来被中国政府短暂收回，乔巴山的政治生涯和他对外蒙古独立的追求却未曾改变。
1914年，乔巴山前往俄国，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。1918年，他回到库伦，开始组织推动红色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。1920年，他与巴托尔共同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，并在1921年，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，成功驱逐了驻蒙的中国军队，使外蒙古再次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，并建立了“君主立宪制”国家。
随着乔巴山和巴托尔的政治权力的确立，他们开始对亲中国的统派人士进行严厉打压。乔巴山特别仇视中国，对任何支持和维护统一运动的“反革命分子”和华人实施了极端的政策，包括大规模的屠杀和清洗。1923年，巴托尔意外死亡后，乔巴山掌握了更大的权力。
1924年，乔巴山进一步巩固权力，毒杀了外蒙皇帝博克多格根，并废除了君主立宪制，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。此后，他与苏联的紧密合作更加显著，通过一系列政策彻底消除了外蒙古的统派势力。在经济和文化领域，乔巴山采取了一系列去中国化的措施，包括对华商的排斥、重税、贸易限制和文化俄化。
乔巴山的统治期间，外蒙古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改革，其中包括1932年的大规模武装抗暴。尽管面临内部不满和挑战，乔巴山依靠苏联的军事支持，最终镇压了所有反抗。
1952年股票可以用杠杆，乔巴山逝世，结束了他长达几十年的统治。他的政治生涯和对外蒙古的深远影响，尤其是他在实现和维持外蒙古独立中的角色，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被外蒙古人民视为“国父”。然而，他的统治手段和政策也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分裂和痛苦。
